我为德国之行卖房卖车，父亲却让我接受弟弟的分红

我来到德国的第三个月，正值一个周四的下午，父亲打了个电话。那天的汉堡，天空从午后三点开始变得阴沉，海风配合着细雨，不断击打着我租住的阁楼窗户，仿佛有人在敲门。我刚从学校实验室回来，手上沾着一层未清洗干净的植物纤维粉末。桌上的手机震动，我看到屏幕上闪烁着“爸”的字样，犹豫了一会儿，还是按下了接听键。

“知遥，最近在德国还好吗？”父亲的声音依旧热络开场，“那边冷吗？你妈说你最近好像瘦了。”我应了声，“还不错。”“吃饭了吗？”我答：“吃过了。”父亲似乎没有察觉我的敷衍，停顿了一下，突然笑了出来，“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今年我们厂的业绩不错，你弟说给你分红。”

我靠在椅子上，透过窗户看着被雨水模糊的街道。“多少钱？”我问。“一千九。”我一时不敢相信。“多少？”他又重复，“一千九百块，整整一千九。”父亲语气中的骄傲显而易见，“你弟特意交代的，知道你在外面不容易，给你分点钱。”

我低头观察自己的手，手指因为实验室的清洗剂而干裂，指甲缝里还留着白色粉末。为了来德国，我卖掉了住了五年的小房子和陪伴我多年的车。而我家那经营了十七年的包装厂，前一周在全家面前正式交给了弟弟。此时，弟弟给的分红似乎显得微不足道。

父亲继续说：“快给你弟打个电话，感谢他。他有这样的心意，实属难得。”我微微一笑，“爸，今年厂里赚了多少？”电话那头瞬间静默。过了一会儿，父亲才缓缓回答：“你问这个干嘛？”我说：“想知道一千九在总利润里占多少。”父亲不满地说：“怎么一开口就问钱？”

“你弟好心给你分红，你还有什么不满？要是他愿意给你，是看在家庭的分上。”我看着桌上的灰色马克杯，那是我在出国前买的。回想起出国那天，弟弟满面担忧地问我：“姐，你真觉得德国人会喜欢我们的这些纸盒子？”他的关心并不在于纸盒子，而是对未来厂子的掌控。

“爸，我不打算要这笔钱。”我低声说道。“什么叫不需要？”父亲的声音瞬间提高，几乎吼出来。“弟弟心诚意切给你分红，你还想退回去吗？难道你觉得出国了就比家里人高一等了？”我解释说：“厂子既然是他的，给不给是他的权利，而我是否接受是我的决定。”

父亲生气地拍了桌子，“你是他姐，拿一点钱有什么关系？小时候吃喝都是家里的，现在说声谢谢就那么难？”我闭上眼睛，无奈说道：“我会把一千九退回去。”他威胁说：“如果敢退，这辈子都别回家！”我从小就听过这句话，似乎它成了父亲控制我的一种方式。

挂了电话后，父亲还是在骂我，声称我毫无感恩之心。晚上，我把一千九百块钱原路转回，备注写道：“分红请按正式账目来结算，个人赠与不接受。”转账完成后，我把手机放在桌上，静静等待着。

第二天弟弟发来一段语音。“姐，至于吗？一千九百块而已。爸说你花钱厉害，给你一点钱照顾你。你既然不想要，就算了，干嘛写什么正式账目？”我没回复。他很快又发了一条：“厂子里的事你以后少操心，爸已经把一切都交给我了，你现在是外人。”

我将那两条语音保存，却删掉了聊天记录，并不是为了留下证据，而是想清楚自己在这个家中的位置，看来我根本不再是女儿或姐姐，而是一个随时可以被叫回来干活，却无权参与决策的人。

我叫元知遥，今年三十二岁，未婚。在去德国之前，我在那家食品包装厂工作了八年。公司虽小，但却一直有稳定的客户，生活不会过得太差。父亲从一台二手印刷机起步，逐渐扩大厂子。大学时我曾获得一份设计公司的 offer，但父亲却希望我回家帮忙，于是我不得不放弃外面的机会，选择了回到家庭企业。